在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之中，巴黎应该是最为光彩夺目的城市，她有过享誉全球的影星如阿伦狄龙、嘉芙莲丹露，她的宏伟建筑，加上高水准的生活、美食，还有高级时装、著名的巴黎香水等，都给人以难忘的印象。巴黎或许不再像美国作家亨利·米勒所曾宣称过的是世界的中心，但她自信的特质，却一直保留下来了。虽然巴黎无疑是国际性大都市，但她却保持典型的法国特色，尽管美式快餐文化不可避免地入侵，尽管英式法语无奈地扩大影响，但众多的博物馆、教堂、塞纳河岸书摊的老板，还有地铁车厢里吹萨克管、口琴或者拉小提琴、手风琴的业余艺术家，都提供了独特的视觉、听觉、感觉的享受。

    当然还有味觉的享受。

    法国人常说：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和法国人懂得烹饪。

    或许这话说得有些极端，但中、法两国民族把烹饪提升为一种生活的艺术，却是千真万确。

    法国人的吃饭时间，好像变成交际场合，或者是在享受人生。那天中午巴黎主人请我们吃法国餐，头盘是洋葱汤，主菜是小牛肝，甜点是草莓雪糕，最后还有咖啡。这当然是我的选项，别人有别人的所好。不过，法国餐大体就是这种套路，只不过具体内容不一定相同而已。上菜时，每道间隔约半小时，那悠悠然的样子，直叫吃惯快餐的香港人差点吃不消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我们跑到拉丁区的食街吃饭，我对饮食素无研究，虽然头一次吃希腊餐，却也说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只记得节奏明快的希腊音乐满室活泼跳荡；比起尖沙咀俄罗斯餐厅那俄国男女歌手所唱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又是另一番光景。

    十一月底的巴黎，冬雨连绵。走了一天，那天晚上在巴黎圣母院旁边的咖啡座喝咖啡取暖。侍者大概担心我们冷坏，便开了头顶上的暖炉，却热得不行，我们只好婉谢他的好心，请他关掉。望着夜色中的圣母院，忽然回想起下午五点半经过，钟声沉沉敲响，回荡在巴黎的天空，雨果名著《巴黎圣母院》的情节便不由得浮上我的脑海：小说中的驼子卡西莫多敲的便是这重十六吨的铜钟；如今现场仰望，便有一种很奇异的心情。

    走回旅馆的路上，忽然起风，冷意更甚，这时最好就是吃一碗热汤面。抬头见到中文招牌，是中、越、泰菜式的餐馆，便一头撞了进去。自到巴黎，顿顿西餐；这亚洲菜，令我们垂涎。那老板娘约六七十岁，问明我们来自香港，便以粤语大力推荐她的越南牛肉河粉有多好，并且用一种不屑的语气说：“香港的不行，哪里有我们的地道！”原来，她来自柬埔寨，移民巴黎十几二十年了。但虽然肚子有些饿了，一吃之下，并不觉得特别美味。比起我吃过的香港的越南牛肉河粉，差得多了！我的这种结论，不知道是因为受到人在旅途思念香港的影响，还是那老板娘自夸造成的反差？

    在法国，食物不仅只是维持生命所需而已，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有调查结果显示，法国人将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花在食物方面。典型巴黎人每天的生活，从果酱多士和一杯加上几块方糖的热腾腾黑咖啡的早餐，到下午三点的便餐；从浓汤、沙律、面包、乳酪和酒组成的简单晚餐，到深夜啜饮柯尼亚克的白兰地；食物都被放到极受尊崇的地位。我们吃的法国餐，也许不一定十分纯粹了，但每顿都一定有红酒。法国人离不开葡萄酒，法国种植葡萄酒的土地总面积达一百万公亩，所产葡萄被制成名酒、好酒、普通酒及罕为人知的酒。今日法国约有四十多万制酒人士，其中约半数制成的酒只供私人饮用，不向外出售。独立的自耕农制乳酪者，以及小块土地的工厂工人，也都设法种植葡萄，以便自制葡萄酒。通常这类红酒口味单纯，酒精含量低，宜于每天饮用。

    红酒之外，每餐必备的还有咖啡。

    巴黎人爱喝咖啡，早上上班前，傍晚下班后，都喜欢到街角的咖啡室喝一杯。但一到夏天，他们抵挡不住阳光的诱惑，不愿再蹲在昏暗的室内灯光下，咖啡室的老板自然顾客至上，纷纷吩咐伙计把桌椅搬到室外的人行道上，为了抵挡烈日，于是便在桌旁插上一把大太阳伞以便为顾客遮阴，雨天时还可以挡雨。不过，太阳伞搬来搬去，不适合经济原则，所以部分老板就建起固定的敞开帐幕，用一幅长方形布幔遮在桌椅之上。如此，名闻天下的巴黎咖啡座便形成了。

    但如今也未必只是夏天才坐在咖啡座上。那晚我们从圣日尔曼大街一家咖啡座前走过，头上掠过一股热气，抬头一看，原来顶上装了暖炉。虽然大部分顾客都躲进室内，但也有些不怕冷的人，宁愿享受寒流下的自然风景。

    巴黎的咖啡座多得不可胜数，有名的也不在少数。那天下午，在巴黎的华文作家高洁、绿骑士、刘志侠、卢岚等人请梁秉钧和我到“双猴”咖啡座喝咖啡。这家咖啡座和相邻的“花神”，都是当年海明威、萨特等现代主义作家聚集的地方。想起他们也曾在这里喝一杯，那巴黎人通常喝的两口便喝完的小杯咖啡，便又显得意味无穷了。